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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芳明的革命与诗:在梭罗墓前(一)

  • 播出时间: 2018-09-21 06:15:00
  • 主持人: 主讲陈芳明
  • 陈芳明

    陈芳明

    陈芳明

        跋涉了整个北美大陆,终於到达大西洋海边的费城。这里是美国白人开拓史的起点,也是帝国掌控全球的重镇。路过费城,为的是出席一场政治讨论会,然后转机北上波士顿。彷佛是投入漫长的星际旅行,一直觉得离开台湾越来越远。几年来的异域飞行,全部哩数加起来,足够让我来回故乡十余次吧。然而,我只能背对著台湾持续漂流。常常在机舱窗口,凝望著远天。窗外那移动的烟云,如幻似真,总觉得被置放在虚无飘渺的地方,没有人可以寻找到我。面对著虚空,总觉得自己是人间蒸发,再也不可能回到故乡。

        那是1984年左右,费城台湾同乡会举办了一次政治讨论会,希望海外的一些政治团体可以参加,《美丽岛》也被视为是政治团体,所以由我代表去那里发言。我之所以会去,并不是因为政治讨论会,而是我对费城的市区一直有种向往,毕竟美国独立革命就是从那里开始。后来对波士顿那么著迷的原因,也是因为那里是美国革命的另外一个起点。

        到了费城后,只要一下飞机进了城,就充满了历史记忆,尤其是由大理石建造起来的那种古典的建筑,充满了历史的味道,觉得每个转角都可能看到纪念碑、或是历史人物。1776年的独立宣言就是在这里签署的,1876年,南北战争后,举行了美国独立百年博览会,也宣告战争所留下的伤痕,又在这个城市宣告缝合。美国人说费城是美国历史诞生的地方,也是美国历史再生的地方,因为南北战争后,又在这里签署和平宣言。

        旅行到费城来参加的这场政治讨论会,其实是在一个教会里举行。东部的教会基本上都是历史悠久、非常堂皇,但是外面走出去就是墓碑。不知道为什么我对於坟地或是墓碑一直抱持著高度的好奇,可能跟历史记忆有关。我喜欢看墓碑上这位死者的生年、卒年,然后就会想这一年台湾发生了什么。

大家都是用本名参加政治讨论会,而我用的是笔名施敏辉,很多人见到我都叫我施敏辉,事实上,有些人知道我的过去,私下都叫我的本名,公开场合则叫我笔名。这时虽然已经是春天,但是还是很寒冷,窗外的枫树和橡树开始长出叶子。美国春天的植物非常美丽,尤其是新叶嫩绿的颜色,充满了生命力,在风中微微颤动,是非常动人的风景。

到今天已经忘记我在政治讨论会上做了怎样的发言,而且我也觉得这种讨论会对台湾一点帮助也没有,每个人都在坚持各种意见,可是那种意见从来都找不到答案,但每个人的谈话都是充满信心。尤其是左派和右派的发言,有的人说要革命,有的说要体制内改革,这些都没有答案,可是这种辩论非常激烈,甚至双方的人都面红耳赤。我只能在一旁看著他们辩论,并不参与讨论,这当然是非常好笑的海外论战,而且他们说的那些话,我没有一句话是相信的。

这时,我只好走到教堂的窗口,因为我不想发言。我仰望著室内那些彩色玻璃,这种彩色玻璃让非常迷人,尤其是耶稣和圣徒的图像是用不同颜色的玻璃拼贴上去的,看起来非常动人,而且那些圣像看起来也神圣无比,注视著这些圣像时,整个心灵也好像受到洗礼,灵魂特别干净。所以我回望著台上的辩论,谈到革命和爆破等等,就好像是对教堂的一种亵渎。教堂外面就是一个花园,其实也是一个墓园。他们的墓园很漂亮,我一直都很喜欢去看美国各个城市的墓园,所有的墓园都一定是在教堂旁边,这似乎也暗示著教堂掌握了我们的生与死。我走到墓园去观察墓碑上的文字纪录,才发现有很多人是南北战争时就在那里了。南北战争是在1860年代,林肯被暗杀也是在那个时代,所以到达这里时,一个时代已经过去,很难想像过去一百年战争的光影是什么。

南北战争是为了解放黑奴,黑奴是解放了,但是美国文化对黑人的歧视,即使到了21世纪的今天,也还是充满了邪恶的歧视。以前都认为那是人性光明与黑暗的斗争,但是直到现在美国的种族歧视仍然存在。尤其看著台上的辩论越来越情绪化时,令我觉得这也是一场看不见的内战,於是我只好静静走出教堂,蹲下来看墓碑上的纪录。

那边的墓碑很好看,因为空气潮湿,所以所有的墓碑都长满青苔,抚摸起来有些粗糙,而且有著古典的光泽。我蹲在碑石的前面,用手触摸著上面镂刻的文字,尤其是那些躺在那里的十九世纪中期的魂魄,我想像他们也许可能听过南北战争的枪声吧!这些灵魂是否曾经参战不得而知,但是他们能够躺在这个地方,对我而言,那是种幸福。

在碑石和碑石之间我徘徊著,有些旁徨也有些迟疑,因为这里是距离故乡最远的城市。我看到整个大西洋的海岸线,而且正好隔著半个地球。美国东岸的时间和台湾正好相差12个小时,刚好阴阳分割、子午对流。所以我在那里看手表时,如果是白天就换算成台湾的黑夜,如果是晚上就换成台湾的白天。远离台湾总是对时间非常敏感。在墓园里我看到掉落在地上的枫叶,那些枫叶都是累积在上面,泥土有时也将叶片埋葬。春天来时下过一场雨,泥土底下的叶子就会浮现出来,有一回我还捡到一片只剩下脉络的叶子,叶面都腐蚀掉了,非常好看。那些残破的叶子,大概也曾经见证过坟墓那些人徘徊的身影吧!

因为自己参加了政治运动,受到政治启蒙,也许当年在1975年,我没有参加国际特赦协会,没有加入人权工作,大概不会投入政治那么深。如果没有发生美丽岛事件,也没有发生林宅血案,相信那时我恐怕还是坐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图书馆里,埋首研究著十二世纪中国的历史。但是命运就是这样安排,你无法抗拒,既然无法抗拒,就接受这样的命运安排。所以流亡到美国最东岸时,我终於知道这大概是我到美国走到最尽头的地方,既然走到尽头,不久就要回头吧!

陈芳明的革命与诗:雪落芝加哥(四)

  • 播出时间: 2018-09-14 06:15:00
  • 主持人: 主讲陈芳明
  • 黄师樵所著《台湾共产党秘史》

    黄师樵所著《台湾共产党秘史》

    黄师樵所著《台湾共产党秘史》

        走在书架与书架之间,有一种神秘的宁静如影随形,极其肃穆,也极其亲切。那大约就是某种知识磁场,彷佛有什么力量在召唤。

        我在芝加哥的博物馆外面,美国的朋友来接我,这位美国朋友叫Eddie,他曾经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东亚图书馆工作,我因为也在那里打工而认识他。他是位年轻的美国男孩子,长得高高帅帅的,皮肤很白,大概是1976年的暑假,我出去打工,帮人油漆房子,Eddie说他家也需要油漆,所以他就邀请我去他家油漆。他家没有我之前帮人油漆的那间那么大,我大概油漆了两个多星期就完成了,那时我都是用劳力来换取金钱,因此,我就与他成了非常好的朋友。

        我南下洛杉矶时,他也在芝加哥找到正式的图书馆员工作,他知道我来芝加哥,一定要跟我一起吃午餐。我在博物馆门口等他,他看到我非常高兴,还是充满孩子气,他说:「走,我带你去午餐」。他是在芝加哥图书馆工作,他们的餐厅是一间非常大的庙堂,现在我已经忘记那个建筑物的长相,可是走进去时,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庞大的餐厅,而且那间餐厅有一点像教会那样,很肃穆,大厅里有很多人在取用自助餐。

        这里虽然是餐厅,可是非常安静,每个人都在交头接耳说话,Eddie就跟我说,每天中午在这里吃饭,一不小心就会遇到诺贝尔奖的博士。因为芝加哥大学是一所专门讲究理论的大学,不管是文学的、历史的理论、甚至工科的理论都是在那里研究出来的,所以得到诺贝尔奖的人非常多。然后他就碰我一下说:「最旁边那位白头发的老先生就是化学博士,也是化学诺贝尔奖的得主。」我才肃然起敬,原来我们跟诺贝尔奖的得主一起用餐,这大概是我对芝加哥大学最初的印象。

        美国大学的建筑都是非常雄伟,外面还雕饰非常漂亮的大理石,跟华盛顿大学一样,可是芝加哥大学是私立的,建筑的更漂亮,而且是白色的。我跟Eddie吃饭后,因为他的时间有限,下午上班只剩下四个小时,就赶紧带我到图书馆去找资料。他把我带到图书馆内东方藏书所在,中文和日文书都在那里。当时的目录还要翻阅卡片,我没有时间,就直接到近代史、东方那边,一个书架、一个书架慢慢看,果然在那里找到几本日本共产党的回忆录,也找到台湾的一本书,是黄师樵所写的《台湾共产党秘史》。我后来才知道这本书是黄师樵拷贝日本人在台湾出版的一份报纸《台湾日日新报》里,有关台共被逮捕后的报导和描述,结集成了一本书。我后来读了《台湾日日新报》后,就不再用这本书了,因为原始史料是在报纸上。

        这种大学连这样的书都收藏,因为美国在冷战时期(1950-1970年)担负的任务是要对付俄国和中国,因为是俄共和中共,所以他们有关俄共和中共的书籍收藏的特别多。这也是我后来在美国学界学习到的一种态度,即使是敌人也需要了解,很多左派的书就是在那里看到的。引导我到近代史的日文藏书区时,果然看到有两位日本人到俄国的东方大学留学,谢雪红也正好在这里读书,所以看到这本回忆录时,我如获至宝,就跟Eddie说我整本书都要影印下来,他就帮我拿去印。这就是在美国学界做学术研究的优势,你要找的资料,图书馆早就齐备。这也是帝国主义厉害的地方,居然可以收藏那么多,尤其是日共党员回忆在莫斯科时与谢雪红有所过从。我慢慢看著书,想著我到芝加哥还是不虚此行,因为我当时都只有注意到台湾和中国出版的书,从来没有想到日文的书,结果日文的书被我找到后,也开启了我新的眼界,那就是日本共产党史我也必须要去研究。

        那次的接触后,觉得有好多缝隙可以填补起来,对於正在做左翼研究的我来说,下那场大雪就是要把我关在图书馆里,关在图书馆里反而让我找到资料,所以在我的生命过程里,芝加哥是一个很重要的中途站,我明白自己做研究的极限,而且我也非常清楚的知道自己不适合做煽动式的演讲,只能好好的坐在室内,做静态的阅读和书写,这也决定了我以后要走的道路,对我来说是重要的转变。命运很奇怪,这个城市本来对我来说是陌生的,因为进到图书馆以后,看到那些书,突然告诉我有很多条路,而这些路我还没有走过,这时突然觉得历史研究真的是无穷无尽,是那样深邃、深不见底。

        我到芝加哥之后,就知道自己不应该再待在政治运动了,我应该要回头,离开洛杉矶,回到圣荷西去开始好好写书,这是我在芝加哥给自己的一个许诺。我回到洛杉矶之后不久就辞职了,因为我知道我有一天要回台湾,我不能空手回家,我必须要带一本书回去。离开芝加哥回到圣荷西之后,我觉得原来我在海外流亡,就是要强迫自己写出一本台湾历史的书。我虽然是历史系毕业的,但是我是研究宋代历史,与近代台湾一点关系都没有,当我开始写谢雪红时,这位女性的命运居然引导著我回到台湾的土地,我终於开始去整理殖民地时代台湾是如何发声。

        当时芝加哥有一位台湾散文家许达然,我去拜访他,跟他说我要写谢雪红,他就推荐了我一些书,告诉我有那些可能的方向去寻找。我没有想到那些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史料,我后来开始写这本书时,就知道自己不能闭门造车。许达然告诉我这里有一位台中来的,他的父亲见过谢雪红,问我要不要去拜访,结果我去了之后收获很大,这也是我最早做这种口述历史访谈。他说:「我父亲告诉我,谢雪红当时站在卡车上,戴著军帽,左右两边各配戴一把手枪。」好像双枪侠那样。

我后来做台中那一段历史研究,再去访问过很多人后才知道,那都是后来的人把谢雪红的历史影像膨涨了,其实她并没有那样,但是在口述历史时就听到别人这样描述,我才知道,谢雪红虽然离开台湾,可是她的形象还是生动的活在很多台湾人的内心里。

陈芳明的革命与诗:雪落芝加哥(三)

  • 播出时间: 2018-09-07 06:15:00
  • 主持人: 主讲陈芳明
  • 主講人陳芳明

    主講人陳芳明

    主講人陳芳明

        冰封的湖滨大道,容许我完整看见大楼罗列的天际线。这绝对是高度现代化的,较诸我熟悉的西雅图、洛杉矶、旧金山,它拥有的幅员真是无边无际。向北延伸的密西根湖,看来像极一个深邃的海洋,膨胀了我整个心胸。

        在芝加哥演讲之后,我就留在那里看芝加哥的风景,我对芝加哥的印象就是,如果台湾以后整个现代化,恐怕也会出现这样的大楼。但那是1980年代的事情,我要到1992年回到台北时,才知道台北真的好难看,到处都是铁皮屋,都已经有高楼,上面还要加盖铁皮屋,真的非常难看。大概要到101大楼出现之后,台北东区才开始改观,我觉得台湾的现代化要到21世纪后才正式进入现代化,可是我在海外对台北的记忆,永远停留在西门町那样热闹的场景。

        如果我能够回去,我不仅要将我在海外所接触的美国文学,以及我所阅读的美国现代诗带回去,我也告诉自己,因为那时已经准备要写《谢雪红评传》,所以我如果要回去,也一定要带一本书回去。那次北美的旅行,芝加哥之后的下一站,我要去波士顿,所以对於这样的漂泊,我非常明白,如果有一天回到台湾,我不能空手回家,所以我就到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去寻找左派书籍。我有一位曾经在西雅图共事过的美国朋友,在芝加哥图书馆工作,他带我进去芝加哥图书馆,我才知道美国大学的中文藏书真的了不起。我后来到哈佛大学,也寻找了很多台湾的书籍,当时在芝加哥大学图书馆,我就找到很多与台湾左派有关的书籍。

        芝加哥在保钓运动时是重镇,我记得张系国曾经写过芝加哥,他住在芝加哥,而且他也写了一本《昨日之怒》就在谈钓鱼台运动,里面写了很多芝加哥的场景。我当时要离开芝加哥时,是有一点依依不舍,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再来,我后来再来时,也是要到我离开政治运动之后了。此时才明白所谓的流亡时什么?流亡不仅仅是离开你的故乡,也离开了青春时期知识成长的过程,甚至也离开所有的亲情。那时候面对著密西根湖,我告诉自己,如果没有回家,我等於是在台湾死掉了,没有办法再回来。

        因此,我看著这样庞大的风景,前所未有的寂寞感就好像贴著湖面袭来,非常非常惆怅,就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思想犯,那时正要跨过36岁,因为迈入40岁就是中年,而我整个30岁,从31岁一直到快要进入36岁时,我居然在芝加哥迎接了前所未有的雪景,而且我也很明白,如果我让自己退怯了,原谅自己一事无成,那就会变成思想犯、流亡者,反而是国民党当权者成功了,因为他就是要你对自己失去信心、失去所有意志。

那位美国朋友后来送我到芝加哥博物馆,所有博物馆都代表一个帝国的文化,因为博物馆可以从全世界各地收集各国文物,储存在这个地方。在某种程度上是帝国主义掠夺这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遗产,罗列在他们的博物馆里。我到达博物馆时,看到整个建筑物的柱子这样巨大,觉得连一个城市的博物馆都可以看起来这么雄伟、庞大。我到芝加哥博物馆有两个目的,因为之前做了功课,知道这里是收藏埃及木乃伊最多的地方。我对木乃伊很好奇,就想说我应该到这里。另外一个就是芝加哥收藏了莫内的印象派作品也是最多的,所以我想我既然到了芝加哥演讲,如果能够看到印象派的美术作品、看到木乃伊的展览,我大概就心满意足了。

        我在楼上先看了莫内的作品,莫内当然是重要的印象派大师,所谓的印象派就是描写光与影的对照,所以不管他的油画是在画公园、女性、或者是睡莲,他最有名的画就是睡莲,那些在水面上的莲花,叶片那么大,远方就有一座东方的桥跨过。印象派在某种程度上是受到日本浮世绘的影响,所以我想我要好好了解印象派的作品是什么,虽然在芝加哥同乡会的演讲非常挫折,我在这座博物馆里反而心灵上得到补偿。

看到画中夏天的桥及水池和水边的绿草,就觉得外面那么冷,进来后看到印象派的作品整个就温暖起来了。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西方印象派是整个西方要跨入现代一个很重要的美术转折。印象派之前都是比较工笔式的描绘,他们喜欢画人的肖像,从宗教改革以降,宗教画特别多,像是创世纪或是亚当夏娃等等,可是印象派出现后,整个风格改变,非常亲民,而且跟一般的老百姓的生活可以衔接起来。我会对印象派的作品那么著迷,就是因为这些画很友善,不会像看贵族的肖像或是宗教画的作品那样,距离那么遥远。当时也觉得这根本不需要理论,你看不到作品才需要理论,你看到作品后就根本不需要理论了。我完全是靠我自己内在的美感去体会它。

芝加哥博物馆的地下室是非常宽阔的,我从阶梯走下来时景象非常惊人,整排木乃伊有些是横放、有些是直放。在玻璃柜里他们将木乃伊打开来,可以看到包裹的尸体陷下去的眼睛、骷髅的牙齿。不知道为什么我不会害怕,而且我还贴近了看,我觉得埃及的信仰怎么如此奇怪,他们认为有来世,所以遗体不能随便放弃,因此用布包裹起来。这些木乃伊能够到芝加哥来,完全就是帝国主义掠夺了埃及,他们可以大量购买,并且去挖金字塔,将这些木乃伊送回帝国的博物馆。

我也是因为这样就觉得来芝加哥是值得的,虽然遇到生平最寒冷的下雪的冬天,却觉得我应该好好看看芝加哥,看完以后就在美术馆等待朋友来接我。

陈芳明的革命与诗:雪落芝加哥(二)

  • 播出时间: 2018-08-31 06:15:00
  • 主持人: 主讲陈芳明
  • 冰封的湖滨大道

    冰封的湖滨大道

    冰封的湖滨大道

        当天晚上,楼外的雪花无尽无止、无声无息地落下。我被安排做专题演讲,那可能是平生面对那么多听众的场合,而且也是我生命里第一次使用台语演说。事前准备好的讲稿,全然无法派上用场。站在台上,骤然感到词穷,竟然发现自己说台语是何等狼狈。大约四十分钟的演说,让我好像过了漫长一生。原来我与母语之间的距离是这般遥远。我觉得窘迫无比,能够写出雄辩的文字却无法以台语传达我的理念。

        在芝加哥台湾同乡会演讲之前,本来是觉得自己理直气壮、辩才无碍,可是用台语演讲时,总是要先经过脑子思考,再译成台语,这一段让我有些衔接不上,所以有好几个时刻,我就静静站在前面,底下的人鸦雀无声,等著我说下一句。当然那一次是非常狼狈,我觉得很难过,为什么自己母语说得那样糟糕。其实在海外我的台语是有进步的,因为在台湾都是接受中国史的训练,读中国文学,所以反而母语就生疏了,这也是第一次感到自己的语言可能还需要更加训练。

        下台后,主办单位安排我坐第一排,我不知道后面观众的反应是什么,那一天我一直坐在那里不敢离开,因为离开就会遇到人,遇到人就会问我问题。紧接著就是节目表演开始,我只好非常专心、专注地看著节目表演,这时候觉得自己好像是多余的,这次的旅行好像也是多余的旅行,因为我没有完成任务。他们好像都很入戏,观赏著同乡们自己准备的表演节目,而我反而陷在非常气馁的情绪里,彷佛自己亲手毁掉了一个承诺,非常尴尬。

        如果可以重新再来,也许可以讲得好一点。我后来再去芝加哥演讲是十年后,那时我在民进党当文宣部主任,而十年后我已经在台湾将台语训练的非常好,所以十年后我再到芝加哥同乡会演讲时,满堂大笑,我可以控制他们的情绪,可是那已经是十年以后的事情了。

        那是我在洛杉矶的第二年,我想到我在华盛顿大学时,大多都关在图书馆里,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在江湖上流浪。我想要改造自己、摆脱书生的习性,可是好像还是改不过来。对於陈水扁那种煽动性的、夸张、自我膨涨的语言,我不是政客,不可能做那样的事情。他可以为了争取选票做许多不实承诺,可是我是一位演讲台湾文化的书生,怎么可能会讲那些煽动的语言,所以安排在他的后面就是非常糟糕的安排。

后来我台语开始讲得好时,已经快要离开洛杉矶了。我要离开洛杉矶的那一年,杨逵来到洛杉矶,我介绍他给洛杉矶的同乡,他们都不知道杨逵是谁?由我来介绍杨逵之后,他们才明白原来杨逵被日本人关过,也被国民党关过,在绿岛扮演过政治犯的角色。对於我的介绍,他们反应非常热烈,所以我告诉自己,我不能做政治演说,也不能做非常煽情的表演。

这时我看到大楼外面还是继续下著雪,屋内有暖气,可是我居然会颤栗、发抖,因为整个心情都已结冰,我完全不能原谅自己。陌生的芝加哥使我觉得应该反省自己的政治运动,我问自己:「以后如果介入政治运动,你敢说谎、你敢讲假话吗?、你敢自我膨胀讲那些夸张的话吗?」我想大概不行,我知道自己的局限,所以后来我再也不想去参加任何选举。

那天晚上的雪越下越大、雪花一直不断飘下,在北国校园里最多的就是柏树和桦树,树干很瘦长,被雪花完全包裹,我从来没有看到过那么漂亮的冬天景象,在西雅图的雪第二天就会隔化,可是在芝加哥会结冰,所以我后来写诗形容这些树干时,说它们是「冰肌玉骨」,我觉得这句话最能形容我在芝加哥看到的那些树。芝加哥之旅让我明白自己不适合做政治演讲,在那个大雪纷飞的城市,第一次发现我性格上的局限。

第二天我要离开会场,同乡会会长又来接我,他只字不提我昨天晚上的演讲,当然也就避免了尴尬,他说:「我们这里每年冬天一定下雪,但从来没有这么大。」芝加哥几年来没有遇到的大雪,也是我一生中第一次遇到的大雪,甚至我生命里也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么尴尬的时期,我内心的冰凉跟外面的大雪纷飞是完全一致。

要离开芝加哥的校园时,我想到我最早跟芝加哥这个名字连结在一起,是读了美国诗人桑德堡的诗作〈芝加哥〉,他说芝加哥是一个:「暴躁,魁梧,喧闹/肩膀宽阔的城市」。什么叫做「肩膀宽阔」?原来芝加哥的铁道横过整个城市,看起来就像宽阔的肩膀。这首诗写於1914年,当时的芝加哥是一个工业城,而我到达时已经做了改变,污染的工厂都已经移出,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漂亮的城市。

我除了从桑德堡的诗作中得到芝加哥的印象,我想起在年轻时也读过白先勇的小说〈芝加哥之死〉,早期白先勇的短篇小说,死亡的意像特别强烈,甚至他的死就好像是中国的死,因为他离开中国那么遥远。〈芝加哥之死〉里面的男主角吴汉魂,他刚从芝加哥大学毕业正在打求职信,履历上写著:「吴汉魂、中国人、芝加哥大学博士」,打完履历后觉得很无聊就出去喝酒,留学生苦闷时常去喝酒,当时我在西雅图也会和一些留学生去酒店,那是纯粹喝酒的酒店,还要看身份证是否满十八岁。

小说写到最后也没有交代他为什么选择自杀,只是说吴汉魂觉得前途茫茫,也无法回乡,所以他唯一能选择的就是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样我中国的灵魂就死去了。白先勇在留学时写的小说,暗示著他的绝望,他对中国的认同好像找不到相应的价值,所以他的小说人物就选择了自杀。

 

(提醒您,珍惜生命、喝酒过量有害健康。)

陈芳明的革命与诗:在梭罗墓前(二)

  • 播出时间: 2018-09-28 06:15:00
  • 主持人: 主讲陈芳明
  • 由新潮文库出版的梭罗著作《湖滨散记》

    由新潮文库出版的梭罗著作《湖滨散记》

    由新潮文库出版的梭罗著作《湖滨散记》

        在陌生城市的旅店,我会点灯写诗,望著窗外迷离的夜景,不时会让我灵光一闪,让下沉的心情获得召唤。那段时期所留下的诗行,几乎都是以美丽岛事件的人物为主题,通过那些人格的描摹,我就不敢容许自己持续沉没下去。

        对我而言,诗就是一种救赎,好像在深不见底的水底,将灵魂打捞上来,我觉得写诗就有这样的作用。那时我写了一首诗〈我的遗言〉,因为一直觉得很绝望,无法回到台湾,所以干脆就用一首诗表达我对自己的纪念,我就写下〈我的遗言〉

 

焚化我的遗体

请用相思林的木柴

烧我、烤我、煎熬我

把炽热的乡愁燃成火焰

若能添加一些木麻黄更佳

这种树,在嘉南平原随处可见

 

葬我的头骸在新高山的 

背向亚细亚大陆

若我的灵魂仍可远眺

让我拨开迷蒙的烟雾

朝向怒淘汹涌的太平洋

我愿为航行中的台湾守望

 

留下的骨灰

撒一把在下淡水溪

若还有剩余价值

让我滋养溪中的西瓜田

我乐於看到圆熟的果实

把岛屿的土地膨胀得满满的

 

        因为在那里写下了诗,又到达了那个城市时,我才知道我终於离开故乡已经超过十年了,虽然在那个时刻还无法知道费城对我有什么样的意义,但是想到费城对於美国历史不只是诞生地,而且也是再生地时,乡愁就特别浓厚。那时对生死的感觉也非常强烈,总觉得生死的界线只有一线之隔。徘徊在墓园时,我可以感受到内心情绪不断翻滚,好像回去故乡已经无望。但写完了诗后,彷佛又有一股信心重新燃烧起来。这很矛盾,我常常觉得诗是我生命的救赎,让我的余生继续发光、发亮。

        那一次费城的访问,印象非常深刻,但不知道为什么都停留在墓园的风景。离开费城后,我开始北飞,经过纽约州到了位於麻州的波士顿。麻州真的很漂亮,它跟华盛顿州差不多,整个地面都是绿色的,不管是草地、田野还是森林都是绿色的,而且湖泊很多,大大小小的湖泊很多,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我从来不知道新英格兰的这块土地居然这么漂亮,而且充满了勃勃生机。我们知道美国到了冬天谈到下雪都是报导波士顿的雪,因为最早到达那里,但我没想到春天的波士顿是那么漂亮的一块土地,就觉得幸好来了。

        我会来到波士顿最主要是因为当地的同乡会邀请我去报告台湾殖民地时代的政治运动,当时我正在写谢雪红,我在写谢雪红时,也把她周边投入政治的一些运动者,大部份都是男性,包括:苏新、林木顺最后到谢雪红,等於是把台湾共产党的兴亡史跟他们做报告。对许多海外台湾人来说,他们对台湾的历史不是那么熟,特别是左派的历史更不熟悉、非常生疏,而我正好在收集左派的资料,听说哈佛大学的图书馆收藏了一些罕见书籍,所以我既接受他们的演讲邀请,也顺便到哈佛的图书馆去找有关台湾历史的书。

        一直到台湾解严之前,整个历史的撰写权,完全掌控在国民党的手中,历史的解释权也是,所以我要写《谢雪红评传》的主要原因,就是希望能够夺回一点点台湾历史的解释权,因为我知道没有历史记忆的人民,永远都会重覆过去所犯的错误,没有历史记忆,自然会服服贴贴的接受统治者的安排。看到窗外那些湖泊,而且知道这里是美国独立革命的起点,也是美国文学的发祥地,我反而心情更加雀跃。

我对十八世纪下半叶新英格兰的文艺复兴非常好奇,当时我要来波士顿就是要来看《湖滨散记》作者梭罗的坟墓,也想看华尔腾湖旁边当初他所建造的木屋。当然,现在的木屋是后来的人重建的,但也是依照他在日记上所画出来的样本重建。梭罗的华尔腾湖对我来讲充满了文学的象徵,毕竟我从大学时代就很熟悉,他的第一段话我到现在都还记得。1847年,梭罗向他的朋友借了一把斧头,到华尔腾湖旁建造了一间木屋,然后他在那里度过两年,留下一本散文才离开。我对梭罗为什么会这么好奇,因为我读了他的书、也读了他的日记,他在日记中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出版了生命中的第一本书,一夜之间,我就著作等身了。」因为没有人买,全部堆在家中,所以就著作等身。这当然是梭罗式的幽默,但他们也错过了这个时代非常重要的作家。

我到哈佛大学图书馆时,那里有一位台湾人是图书馆员,他带我去看那里所收藏的一份报纸叫《台湾日日新报》,那是1933年出版的,1930年台湾共产党全部被逮捕后,一直到1933年才公开审判,因为被逮捕的共产党员一个个被日本人用刑求的方式取得口供,如果两个人说的时间点不同,他们就刑求直到一致为止,所以经过三年时间,共产党员在狱中死了三个,就是因为受不了那样的刑求,可是终於整理出来,所以1933年《台湾日日新报》公布了台湾共产党被捕事件的始末。当年一个台湾作家叫黄石樵,就将报导的内容收集起来成为一本《台湾共产党秘史》。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看到这些记载时,心情非常激动,觉得终於看到当时的报导,看到已经印刷模糊的台共相片,包括:谢雪红和苏新,都已经模糊不清,可是我要到这么遥远的地方,才找到台湾历史,所以我觉得研究台湾历史实在是太辛苦了。

离开哈佛燕京图书馆后,我的朋友就载我往华尔腾湖的方向走。华尔腾湖接近一个叫坎坷(Concord)的小镇,这是一个漂亮的小镇,一进去一间漂亮的教堂就在前面,教堂旁边也是墓园,那个墓园的枫树好大一片,那种枫树叫挪威枫。结果我的朋友说梭罗的墓不在这里,而是在另外一个墓园,但是因为我对墓园就是很眷恋,所以还是在那个墓园走走,甚至收集了几片枫叶,因为我觉得这里是他的小镇,所以我也应该留下一些小小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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