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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芳明的革命与诗:抒情与左倾(一)

  • 播出时间: 2018-07-13 06:15:00
  • 主持人: 主讲者陈芳明
  • 鲁迅的《野草》为陈芳明的思考展开一片原野

    鲁迅的《野草》为陈芳明的思考展开一片原野

    鲁迅的《野草》为陈芳明的思考展开一片原野
  • 43年前陈芳明花了50美元在旧金山新华书店买了一套《毛泽东选集》

    43年前陈芳明花了50美元在旧金山新华书店买了一套《毛泽东选集》

    43年前陈芳明花了50美元在旧金山新华书店买了一套《毛泽东选集》,慢慢将思想改造成左派。

那是到达西雅图的最早岁月展开的,一条陌生而歧异的道路便展开在我眼前。凡是在台湾被教育出来的学子,根本不可能有任何机会阅读左翼书籍。从出生到大学毕业,整个意识形态都是往右倾斜。而且一听到共产党或毛泽东的字眼,便不觉会产生污秽、肮脏的联想。台湾的反共教育,无疑是非常成功。必须离开那个思想的牢狱,才有可能让自己的心灵开启,并且接受全然悖反的意识形态。

一个右派的教育体制训练出来的知识份子,居然会在海外把自己改造成全然左派的思考。1975年我第一次到旧金山的唐人街,那里有间新华书店,我勇敢走进去,里面如果按照国民党所形容的,全部都是「匪书」。我看到一套「毛泽东选集」放在书架上,好心动,那套书总共二十本,而且是有书套和硬盒子装起来的精装本,我问柜台多少钱?柜员回答:「五十美元」。五十美元现在对我来讲是很小的数字,可是在当时,五十美元却相当多。我那时在图书馆打工,一个小时三块两毛,到我要离开西雅图时是一个小时四块,我就开始在心理盘算,五十美元我要打工多少时间才有,最后还是狠下心买下来,因为如果错过了,我大概就没有这套书了。

买了这套书后,我就觉得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一直在引导著我。鲁迅的文字真的太漂亮了,我在出国之前非常崇拜胡适,胡适的白话文写得非常干净、透明,前后逻辑思维清楚且一贯。但当我把胡适跟鲁迅放在一起比较时,我觉得鲁迅还是更成熟。我记得在台湾读过一篇课文叫《娜拉》,是易卜生的剧本,胡适认为娜拉是因为忍不住丈夫的家暴,所以选择离家出走,胡适在那篇文章鼓励所有受不了家暴的妇女离家出走。结果我在《鲁迅全集》里看到一篇文章《娜拉出走又怎样?》。我知道他在回答胡适,鲁迅认为就算娜拉出走了,可是如果整个社会还是歧视女性,她在外面找不到工作、又在外面遭遇男性的践踏,一定没有出路可言,还是会乖乖回家,我看到这里,觉得鲁迅比胡适看得更清楚。

胡适是自由主义者,所以他希望女性也得到自由,可是自由主义也需要社会条件的配合,鲁迅特别提出这点。所以我后来慢慢离开胡适,慢慢开始吸收鲁迅的作品,尤其我读鲁迅的《野草》,为我的思考展开一片原野。《野草》是鲁迅最早的散文,我很多日本朋友在研究中国文学时,一定要读鲁迅的作品,一篇是《故乡》、一篇就是《野草》,我的日本朋友都比我还要熟悉。我第一次察觉到,读鲁迅作品时,我整个血液都在翻腾,再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尤其是查禁和监视都已经留在台湾了,所以我简直就像脱缰之马,在鲁迅的世界里展开奔跑。那不是刻意要告别胡适或是国民党体制,而是鲁迅或是左派思想对我产生了致命的吸引力,我就自然而然这样走下去,我也感觉内在的人格在重新塑造。

先从鲁迅再到毛泽东,当然两者之间有一段距离,我一直觉得鲁迅的历史地位应该高於毛泽东,因为毛泽东是靠枪杆子夺得政权,可是鲁迅只有依赖他的文字,就说服了多少中国年轻知识份子的心灵,尤其是1949年中国共产党革命成功时,毛泽东立刻把鲁迅送到神格的位子,尊崇他是「最伟大的文学家、最伟大的思想家、最伟大的革命家」,这三个「伟大」就把他定在那个地方。从1950年之后,中国大陆从小学到大学的中文教育都要读鲁迅,鲁迅成了牢不可破的神像。我觉得这是不对的,一位文人被当成偶像崇拜时,已经偏离了鲁迅本来的意思。

1975、1976年是海外保钓运动接近尾声时,因为文化大革命快要结束了。我在学校时常可以看到台湾来的左派的学生,放映从北京来的中国电影和中国音乐。我第一次听到「黄河交响曲」时,感叹这真是一流的音乐,还特地买了唱片反覆聆听。也看到「红色娘子军」的芭蕾舞电影,觉得中国人真是厉害,可以每个人穿著军装、拿著步枪、颠著脚尖在舞台上跳著革命的舞,而且动作完全一致,连抬起的脚都是一样的高度。怎么人可以变成像机器人一样,那时都没有想过那是非常党式、而且强迫式的训练,只是在内心喝采。

不仅如此,我当时在美国看了《毛泽东思想万岁》,后来这本书在中国成为禁书,两岸的禁书在美国都可以看到,我才知道毛泽东白话文的口语说得那么精确,可以把最寻常的白话文变成格言。他当时批评彭德怀时说了一句话,他说:「现在彭德怀内心里有十五个桶子,七上八下。」 他可以对政敌用这样的白话文来批判,真是太厉害了。

我真正认识毛泽东的思想是透过〈湖南农民调查报告〉,我觉得这是他革命前非常重要的一份历史文件。毛泽东是接受马克思思想训练,马克思最重要的是工人革命,毛泽东却先做了中国的社会分析,认为反地主的农人比工人更多,因为工人只有在上海、广东等都会区,人口数太少了。所以他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认为革命必须要依赖农民。我把〈湖南农民调查报告〉读完以后,非常佩服毛泽东,因为对他而言,革命是一种科学,所以他精准算出革命的力量在那里,开始发动农民革命,让我开了眼界,也是我在台湾的历史教育所没有受到的启蒙。

我觉得毛泽东的文字就好像在演练几何一般,像学生在做一道数学题目,毛泽东彷佛是在告诉我,你过去的历史训练没有用,我们都是在考据历史史实,例如这位作家是那一年出生,是处在盛世还是乱世。可是毛泽东是用科学分析,站在阶级立场来分析作家的背景。这对我产生很大的影响,我向往毛泽东的思考,也向往鲁迅的文字,但我希望藉由他们分析的方式来分析台湾社会,我开始左倾就在那个时候,我再也不受台湾教育体制的拘束了。

陈芳明的革命与诗:决裂的道路(五)

  • 播出时间: 2018-07-06 06:15:00
  • 主持人: 主讲者陈芳明
  • 国际特赦组织标志

    国际特赦组织标志

    1975年陈芳明参加了国际特赦组织,开始关心人权问题,

        徘徊在北国的边城,我不能不写下一篇散文〈为了忘却的纪念〉。这个题目取自《鲁迅全集》,他为了纪念左联五烈士,也是为了纪念自己的弟子,终於不得不写出矛盾语法的散文题目。如果要纪念就不要忘却,如果要忘却就无需纪念,也只有在非常时代的非常心情下,才有可能写出这惊动心灵的不朽散文。

        来到海外之后,我也开始读《鲁迅全集》,读过之后,我在思考台湾的政治或台湾文学的前景时,鲁迅的影像都会出现。这位中国的文学巨人,确确实实隔著海岸、隔著海洋,对一个台湾年轻人产生精神上的召唤。我写下那篇散文时,不知道要在那里发表?没想到当时颜元叔主编的《中外文学》正在举行徵文比赛,我也刚好完成这篇散文,於是就寄去参赛。1975年我还不是黑名单,所有的信件都可以顺利寄回台湾。那一年我28岁,也是我最后一次参加文学奖的比赛,没想到一个月后接到通知,我居然是散文第一名,吓了我一跳,第二名是童大龙,也就是诗人夏宇。得奖之后,我觉得大概可以继续朝散文的道路去写。

        写那篇文章就是为了向陈映真告别,不仅如此,我过去那么膜拜他、尊敬他,现在都完全消失了。得奖时西雅图刚好进入秋天,也是我在西雅图的第二个秋天。西雅图的秋天真的好漂亮,尤其是华盛顿湖,周边的树林都变成红色,更美的是红色的叶子倒映在平静无波的湖面,从北到南整个湖面都是红色的倒影,令人觉得美国的秋天实在是太漂亮了,漂亮到令人心痛,人间怎么可以看到这样的美景。就是在那个地方,我决定要重新出发。我过去是研究宋代历史,当然还是继续做历史研究,但是我告诉自己,我一定要好好把台湾史和台湾文学,所有能够收集到的作品都要读过。

        如果要寻找我人生的断裂点,1975年是相当重要的关键期。我当时已经开始读鲁迅,也开始读毛泽东选集,我居然可以客观的去读他们,我并不会因为读了他们而更认同中国,而是读了他们之后,更培养出我走向台湾文学、台湾历史的道路。当时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写《谢雪红评传》,只知道我一定要为我的土地、我的海岛写下一些东西,做为我在海外的纪念。我好像正在跟年少岁月充满理想主义、充满浪漫主义的我告别,迈向三十岁壮年的我,应该要为自己的思考、自己的文字、以及自己所发表的言论负责,这大概是在我接近三十岁时,给自己的期许。

当我跨越过去,好像有新的目标追求,但也好像失去许多,因为都留在背后,结果两边都好像落空,所以我的前半生就这样残缺不全的结束,而且整个毁掉,可是在某种意义上,我把自己粉碎,也把过去的信仰彻底摧毁,才有可能找到自己生命的位置。这是1975年,再过十年之后,我就更清楚了,想起1983年在洛杉矶办报时,回望我在三十岁那年,如何跟陈映真告别,如何追求台湾的道路,我知道我一定要让自己站起来,所以1983年,我终於写出第一篇台湾意识论战的文字,那就是正式站在陈映真的对立面。

那是一条非常弯延、曲折的道路,我居然走了那么远。不仅如此,我开始变成左派思考时,为了要锻练自己左派的思维方式,我甚至把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以及《毛泽东选集》全部都读完,可能这就是我跨越的仪式吧!因为过去都是右派的训练,然后我才知道,右派思考就是去寻找史料,再用史料去堆积一个历史的陈述。而左派的思考是结构性的分析,也就是从经济层面、社会层面、政治层面去看一个文学作品,这些都是我在海外自我训练、自我阅读而慢慢培养出来的。

这条道路当然跟我27岁离开台湾之前,所走的道路是全然不一样的。过去是右派的,我的政治启蒙、爱情启蒙、知识启蒙,在27岁之前都已经全部完成,过了27岁之后,看到陈映真出狱,然后写了那篇〈试论陈映真〉长文,我知道,我有一天会好好批评他,但在批评他之前,我必须熟读他所有的作品,所以很少有一个人能够对陈映真那样仔细阅读。事实上,当你变成他的论敌时,就好像在做匪情研究,他写过的只字片语你都不会放过,也因为如此,我就更向左边靠拢了,也就是站在陈映真的对立面。虽然陈映真也是左,但是他的「左」和我的「左」又不太一样,他是中国的左,而我是台湾的左。

从我离开台湾以后,我才开始慢慢睁开眼睛,用自己的眼睛来判断、用自己的思考来判断,因为不管是毛泽东还是鲁迅,都已经被国民党的党国教育污名化了,就好像毛泽东是一个脏字眼、鲁迅是一个脏字眼。我必须翻转这样的思维方式,这样的翻转是一个新的时代开启。

1975年蒋介石去世,对我来说是重要暗示,同一年我也看到美国的学生在反越战。而隔年1976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那是文化大革命结束的一年,也是美国越战失败的一年,我坐在电视机前,看到那么强大的美帝国在战场上开始逃亡,我看到西贡(现今为胡志明市)的美国大使馆,直升机就停在楼顶,越南的难民涌进大使馆,希望能够坐直升机逃亡,而美国的航空母舰就停在越南的外海,等待直升机接送难民。那个画面到现在想起来还是触目惊心。

我一直告诉自己,我不希望台湾变成那般落魄的状况,所以我一直提醒自己,这辈子一定要好好为台湾做事情、为台湾思考、为台湾书写。1975、1976年是我非常关键的年代,而且1975年我参加了国际特赦组织,开始关心人权问题,也深深影响我后来写台湾新文学史,因为历史上的女性和原住民被边缘化,於是2000年我开始写台湾新文学史时,我想到1975年立下的志愿,如何让女性、原住民、同志的能见度提升。1975-1976年也是我整个思想转向很重要的关键年。

陈芳明的革命与诗:决裂的道路(四)

  • 播出时间: 2018-06-29 06:15:00
  • 主持人: 主讲者陈芳明
  • 陈映真小说集《将军族》与《第一件差事》

    陈映真小说集《将军族》与《第一件差事》

    1975年陈芳明的朋友寄来陈映真的两册小说集《将军族》与《第一件差事》

我阅读陈映真文学的历程,从最初的膜拜到后来的困惑,前后长达二十年。1968年,他因读书会事件遭到逮捕,我完全没有任何讯息。整个大学时期,总是在文学季刊获读他的小说。1972年,香港朋友寄赠一册列入「小草丛刊」的《陈映真选集》,於我简直是如获至宝。二十开本的书籍,却厚厚一巨册常常置於我的床头,每当睡前,照例是读完一篇小说,然后才就寝入眠。他的文字像圣经那样,抚慰著年轻的心灵。

每次提到陈映真,我总是自然而然把他当成太阳神一般,供奉在心里。因为从年轻时开始读他的小说,仅管他只是在讲故事,文字却像诗一般吸引著我。而且他的语气,阅读时常释放出忧郁的气息,对我而言也相当具有吸引力。从一个崇拜的陈映真出发,我也可以体会他当时是充满绝望的知识分子,因为他早期所写的小说,常描述本省人和外省人的恋爱,最后,其中一人、或者两人会选择自杀,他的「死亡率」在六0年代小说家中是最高的,因为他找不到精神出口,自然会安排那样的故事情节。

尤其我看他的《将军族》或《第一件差事》,那些短篇小说到现在我都还深深记得。对他所诉说的故事,总是产生想像,他把我带进非常遥远的历史情境,有时像一首挽歌,有时又像是一首颂歌。透过他的作品我开始认识台湾社会,也开始感觉到我的时代确确实实是非常苦闷。尤其在台北进入深夜后,我的灵魂好似跟著他小说里的人物,死过,然后又活过来。这样反反覆覆的岁月,陈映真就好像我的大哥一样,引导著我到达另一个再启蒙的阶段。

1973年,我出国的前一年,读了陈映真的小说〈我的弟弟康雄〉,在读那篇小说时,那种忧郁感更大,这篇小说很特殊,说话的是一位女性,陈映真是一位男性小说家,可是他可以拟女性化的语言,讲她自杀的弟弟康雄。读这篇小说真的非常感动,所以就觉得我是否应该做些什么,才能从小说的情境中走出来,因此,我就写了两首与小说同名的长诗。这篇小说的内容是描述康雄的姐姐在结婚前夕,回想起充满理想主义且已经自杀的弟弟。一方面她将迈入人生的另一个阶段,另一方面又回头向她人生前一个阶段的弟弟告别。那一种错综复杂的情绪,常在我内心翻滚,所以好像我必须写些什么,才能让情绪平静下来,我就在那种情况下,写了同样题目的两首长诗。

我写的长诗不是在解释那篇小说,而是在形容或是描述我内心的状况,因为隔年我就要出国,所以1973年是我起伏震荡最强烈的时期。因为我是读历史系,历史系的同学不读小说、也不读现代诗,他们如果研究唐代,就关在唐代的世界里,如果研究宋代,就关在宋代的世界里。我当时是研究宋代,但常常白天读历史、晚上听热门音乐或是读现代小说和现代诗,这种「双轨」式的生活,一直延续到我1974年出国。

我也找不到任何人讨论,因为在我同辈中,没有多少人读陈映真,必须要到1974年出国后。1975年陈映真出狱,因为蒋介石逝世大赦,使得1968年入狱,原本要关10年的他,提早3年出狱。这位知识分子、小说家,确实非常不平凡,他一出狱,整个台北文坛就开始震动。尤其是他参加了苏庆黎所主编的《夏潮》。我后来成为《夏潮》的订户,就是因为知道这是他们一起合办的一本杂志。

陈映真出狱那年,我已经在西雅图待了一年了,我的朋友就寄来陈映真的两册小说集《将军族》与《第一件差事》,两本小说都是由远景出版社出版。我就重新再读了一次他的小说,因为香港出版的《陈映真选集》并不完整,这两册小说集里就有几篇是我以前没有读过的。

《将军族》里面有一篇小说〈乡村的教师〉,是让我非常非常感动的一篇小说。描写一位台湾青年在战争时被日本人送到南洋作战,1945年幸存归来,充满了理想,觉得以后要为伟大的中国效命。当他写这样的小说时,在海外的我就觉得我的思想跟他已经有所出入,可是我还是钦佩他,因为他描述那位在乡下教书的台湾年青人,从南洋回来后充满希望,在教导学生时,有时会引述圣经的语言,他所引用的每一句圣经语言都是诗啊!我那时真的很感动,也很悔恨,为什么他这些早期的作品我在台湾没有看过,必须要到海外才看到。

〈乡村的教师〉非常快乐的带著年幼的小学生,带他们到野外郊游、唱歌,小孩子都把他当成太阳神般膜拜,可是小说到了后半段,突然一个转折,他说:「省内发生一场骚动之后(讲的是二二八事件),他怀抱的一个祖国梦,整个都幻灭了。」幻灭后的他好像变成一个疯狂的人,小说的最后让人觉得惊心动魄,已经喝酒喝到两眼变红的教师就跟小学生讲:「你们吃过人的心脏吗?」教师说他在南洋的森林里,因为已经没有东西吃,就把已经阵亡同袍的心脏割下,置於便当盒里,放在火里烤,他说:「那颗心脏就在便当盒里跳动。」学生觉得这位老师已经变成魔鬼,然后纷纷逃跑,最后这位乡村的教师就发疯了,故事就这样结束。

陈映真这样的写作方式受到鲁迅的影响很大,就像《狂人日记》一样。陈映真是我非常尊敬的小说家,而且我也非常尊敬他的人格。我到海外后重新反省,年轻时我崇拜两个人,一个是大我19岁的余光中,一个是大我10岁的陈映真。陈映真在《将军族》与《第一件差事》里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试论陈映真〉,从这篇文章中,我非常清楚他的意识型态,原来他是读马克思主义,而且信仰毛泽东,他用委婉而间接的语言表达他对马克思与毛泽东的崇拜。所以到了1975年我读了他的这两本书后,就觉得我跟他是不一样的道路,所以当时我就想写一篇文章来纪念我对他的崇拜,我的题目是〈为了忘却的纪念〉,题目取自鲁迅纪念左联五烈士的文章,这篇文章写出来后,我就正式和陈映真告别了。

陈芳明的革命与诗:决裂的道路(三)

  • 播出时间: 2018-06-22 06:15:00
  • 主持人: 主讲者陈芳明
  • 陈芳明用施敏辉的笔名出版《台湾意识论战选集》,收录1983-1984年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论战的文字。

    陈芳明用施敏辉的笔名出版《台湾意识论战选集》,收录1983-1984年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论战的文字。

    陈芳明用施敏辉的笔名出版《台湾意识论战选集》,收录1983-1984年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论战的文字。

        那是一九八三年,梦中的海岛又发生骚动。经过美丽岛事件的洗礼,我的世代在天涯海角都纷纷觉醒。战后婴儿潮的世代如我,都曾经非常安祥接受过党国教育,服膺著一个虚无飘渺的国家意识。在年少时期,我们深深相信,学校所带给我们的知识都是真的,不仅真实无比,还升格成为最高的信仰。那些知识构筑出来的华丽城堡,护卫著土地与山河。放逐那么久之后回望,才惊觉那只是海市蜃楼。

        因为读了杨牧的诗集,所以被压抑许久、内心仅存的那份诗情又被唤醒,於是思考我是不是要回头,开始重新提笔写散文和诗。那段时期的觉悟真的非常重要,杨牧只是一个把我对文学的向往点燃的影子,点燃我内心一息尚存且蠢蠢欲动的诗情。

        1983年对我而言很重要,因为那年我写了一篇〈深夜的嘉南平原〉,那篇散文后来变成高中教科书的选文。那篇文章其实是表达我对台湾的想像,因为我是高雄人,嘉南平原是我的故乡,也是重要的象徵。而那种觉醒就是一种回家的方式,把我被带到遥远土地的心灵又带回台湾。

我的回归之旅跟别人不太一样,我是用我的文字来代表我的回归。因为1983-1984年发生了一场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论战,我后来用施敏辉的笔名出版了《台湾意识论战选集》,其中收录了1983-1984年那场论战的文字。因为那一年侯德健突然从香港进入中国。侯德健可能现在的年轻人不太知道他,当年他写了一首歌〈龙的传人〉,名声响遍全台湾,而这样一位年轻人突然背著吉他跑到香港,再从香港飞到北京,引起相当大的震撼。台湾有许多人批评他,但陈映真是肯定侯德健。因此我的决裂不仅是跟国民党的决裂,也是跟统派陈映真的决裂。

我在这个节目里曾经说过,我在大学时期,特别是研究生时期,床头时常放著陈映真的小说,我时常捧读他的小说,对我来说,这是当年深夜里为我点燃一盏灯的象徵。美丽岛受害人也曾经用「笼」的传人来形容他们的处境,彷佛「龙的传人」是形容当权者,而「笼」的传人则是指受害者。这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拉扯。

论战发生时,我也在思考是要袖手旁观还是参加论战。於是我准备写一篇长文,名为〈当代台湾文学的本土化问题〉,我要回答的是陈映真,因为当时他写了一篇文章〈朝向宽广的历史与土地〉,支持侯德健去北京。这样一位我崇拜的小说家,到了1984年才正式决裂。而〈当代台湾文学的本土化问题〉这篇文章也变成我开始研究台湾文学以及后来写台湾文学史时,重要的指导文章。

在洛杉矶写这篇文章时,我跟许信良就在讨论为什么有这样的人跑去中国?如果我们对中国的状态很清楚就会知道,1980年邓小平第三次起复,他旅行到广州时,觉得中国必须开始改革开放。所谓的改革开放就是让美国的资本主义进来,然后利用这种经济的转化来进行政治改革。

邓小平曾经三上三下,也就是三度担任领导者,也三度被打入黑五类。他非常了不起,尤其是1980年三度上台时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如何评价毛泽东?」因为毛泽东推行三反五反以及文化大革命,带来很大浩劫,可是他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者。毛泽东在1979年唐山大地震发生时去世,对毛泽东的功过邓小平用「三七分」,也就是百分之三十是有过的,百分之七十是有功的。我觉得他很有智慧,毛泽东之后由他来领导是中国的幸运,只是他不知道资本主义进来后,再过九年会发生1989年天安门事件,因为资本主义改变了年轻一代的思维方式。

在那时我觉得,就算中国要走向宽广的历史视野,但陈映真不可能是左派,因为真正的左派不可能在台湾批判国民党,跑到中国却依靠共产党。如果是真的左派,在台湾批判、在中国也应该批判。我是绿色的,我批判国民党,但民进党做错了,我也会批判。知识分子就是要跟权力保持疏离的关系。

1983年我所写的〈当代台湾文学的本土化问题〉,先在《美丽岛周报》发表,分成三次跨页刊出。在那一年,我也认识了陈永兴,他来洛杉矶领取「台美文化奖」,得奖者可以获得一万美元的奖金,一万美元对当时的我来说,是非常庞大的数字。陈永兴那时开始接编《台湾文艺》,因为原先的主编钟肇政交棒,他跟我约稿,我同意了,就把〈当代台湾文学的本土化问题〉寄回台湾给他,直到1984年1月才在《台湾文艺》刊出。

因为是针对陈映真,所以文章刊出后他很震撼,他觉得怎么有人会写出这样的文章,这个人懂一点马克思,也懂一点毛泽东,这种思维方式跟他思维一样,但为什么他是统,而我是独。他不能理解。而我人虽然在海外,却已经参加了岛内的统独论战,对我而言,那就是一种回归的方式。

我觉得侯德健事件在整个台湾民主运动中是非常重要的事件,因为本来像陈映真一样统派的人,还想要推派人选参加台湾的选举,可是经过这次统独论战后,统派就不再台湾参加选举了。这很可惜,如果他们参加选举,台湾就可以在国民党之外,还出现统、独两派,让人民来检验由谁当选。

从我参加《美丽岛周报》到侯德健事件的发生,我的整个心路历程到这个阶段,又做了一个重大跨越,我认清了陈映真,也认清了台湾党外运动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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