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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芳明的革命与诗:回家的方式(三)

  • 播出时间: 2018-04-20 06:15:00
  • 主持人: 陈芳明
  • 陈芳明描述苏新的第一篇台湾左翼史论文刊登在《八十年代》(邱万兴 翻拍)

    陈芳明描述苏新的第一篇台湾左翼史论文刊登在《八十年代》(邱万兴 翻拍)

    陈芳明描述苏新的第一篇台湾左翼史论文刊登在《八十年代》(邱万兴 翻拍)
  • 《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是陈芳明研究台湾左派运动所参考的重要史料

    《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是陈芳明研究台湾左派运动所参考的重要史料

    《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是陈芳明研究台湾左派运动所参考的重要史料

        精神返乡的旅程是如此迂回,又是如此细微。决心让文字回到历史现场,那是整个流亡时期最大的转变。确知自己不可能在最短的时间里回到台湾,那是相当绝望的等待,好像整个人被抛掷在不见天日的井底,看不见光,也看不见任何救赎,只能日日夜夜舔舐著伤口,尝试让自己活下去。读过那么多书,才第一次理解什么是「苦撑待变」的滋味。

        我终於可以用笔名参与文学论战,用笔名从事文学创作,不管是施敏辉、陈嘉农或是宋冬阳,也开始在不同刊物出现。如果是施敏辉,大多会在政论杂志发表,如果是宋冬阳或陈嘉农,就会在文艺杂志发表,台湾的朋友也慢慢知道,这三个名字其实就是同一个人,於是他们知道陈芳明回来了。我当然感到欣慰,因为我虽然不在现场,但已经在台湾岛上与他们一起并肩作战。

        一九八0年代后的台湾,常常被称为「后美丽岛时期」,所谓「后」,既有延续的意涵,也有开创的暗示。美丽岛精神是什么?它不仅代表民主与人权,也代表著改革与开放,更意味著本土与在地。这样的后美丽岛时期,非常符合我当初在洛杉矶时的心情。

        这时我当然知道台湾改变了,事实上,进入八0年代,台湾的经济已经有了全新的变化,尤其是新竹工业园区设立,台湾的半导体与电子业,伴随著工业园区有了新的发展,这与七0年代加工出口区的代工形态不一样,到了八0年代,台湾也被卷入了「全球化」浪潮。全球化浪潮就是整个地球都已经「资本主义化」。过去的资本主义大概都只停留在帝国,或是帝国带到殖民地去。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所有国家都从殖民地纷纷独立,也继续发展资本主义,而当整个地球都资本主义化了,我们就称为全球化。资本主义已经不是帝国的特权,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在八0年代是重要现象,而台湾在那时也加入了全球化行列。

        八0年代的学术文章或文学创作,他们关心的层面已经不再只是停留在政治,而是与环保、性别、族群、阶级的议题结合在一起,这是七0年代所没有的。当你开始关心环保后,就会谈到自然环境的保育。过去台湾的所有论述都是男性沙文主义,这时我开始嗅到女性主义的讯息。同样的,过去我们读的文学全部都是汉人文学,八0年代原住民开始借用汉字,把部落生活写下来。此外,农民和工人的议题也在这个时候被触及,我看到《台湾文艺》刊登了宋泽莱所写的〈打牛□村〉,吓了一跳,这种农民文学为什么过去从来没有读过。他在写云林的瓜农如何被台北来的中盘商剥削。原来台湾文坛已经开始在翻转。

        他们在写他们想写的东西,那我在海外能写什么?我只有一个想法,我要开始写台湾共产党,而且我要写谢雪红。谢雪红就是一位台湾、左派、女性,可是当时国民党的主流论述是中国、右派、男性,所以当我在写谢雪红时,不仅触及到左派的议题,也触及到性别问题,更牵涉到台湾和中国之间的辩论关系。我也发现我过去的历史训练太狭隘了,我以前研究宋代历史时大多在考证史料,研究党派之间的对立,譬如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是人格完整之人,为何会分成两派?大概就是在分析党派之争,在宋代叫党争。

        那时觉得我对宋代历史了若指掌,可是谈到台湾就感到陌生。所以当我开始写谢雪红时,第一个问题是史料在那里?后来有人送我一本日治时期的书叫《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就是日本政府逮捕当时反抗日本的知识分子,例如:1921年台湾文化协会、1926年台湾农民组合、1927年台湾民众党、1928年台湾共产党、1929年台湾自治联盟。就是从左派、到中间偏左、到中间偏右、再到极右派,我才发现台湾的历史实在太精彩了,可是为什么我在台大从来没有机会接触到这样的学问,於是我开始将《警察沿革志》一章章读过。

        我记得我写的第一篇历史论文不是谢雪红而是苏新,苏新是台南佳里人,他的女儿苏庆黎后来与陈映真合办《夏潮》,苏庆黎的左派思想某种程度上是传承自苏新。於是我开始在《美丽岛周报》上写出第一篇左翼史论文〈永远的望乡人:苏新的生平与思想初论〉。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写台湾历史,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写左派历史。

        这一篇历史论文我写了将近两个月,写了四万字,写完了这篇论文,我也终於可以掌握台湾左派的历史,而且我将这文章偷渡回台湾,并且发表於当时康宁祥创办的党外杂志《八十年代》,他们真的很勇敢,居然每一期都连载刊登,后来大概谈到1928年台湾共产党的成立,我提到谢雪红,结果《八十年代》就被查禁了,我才知道原来我的文字还可以害一本杂志被查禁,可见这些文字在台湾是高度禁忌。

        因为被查禁,更鼓励我要继续写下去,因为我刚好可以站在国民党的对立面,因为我的文章可以在党外杂志发表,使我错觉好像跟台湾的新生代站在一起,那时我还不到四十岁。

陈芳明的革命与诗:回家的方式(二)

  • 播出时间: 2018-04-13 06:15:00
  • 主持人: 陈芳明
  • 由许荣淑创办的《深耕》杂志开启了台湾意识论战

    由许荣淑创办的《深耕》杂志开启了台湾意识论战

    由许荣淑创办的《深耕》杂志开启了台湾意识论战
  • 由周清玉主办的《关怀》杂志

    由周清玉主办的《关怀》杂志

    由周清玉主办的《关怀》杂志

        诗,成为我逃逸的密道,容许我从凌虐的乡愁中脱困。那是我精神返乡的起点,通过那最简单的形式,所有的痛苦、折磨、挫折,都压缩在那诗行之间。发现自己的诗行在台湾发表时,我好像在风雨过后又重见天日,我的语式与句法似乎开始呼吸著岛屿的空气,也接受了久别朋友的凝视。诗不可能讲话,但是可以与故乡读者进行无语的对话。

        因为可以找到这样的管道,我在《美丽岛周报》写的都是政论,而诗与散文等文学,是属於比较柔软的文字,这些柔软的文字就不会挑战到当时的威权体制,因为太柔软了,让人看不出任何的反叛、辱骂或是批判。那时我就像在远洋漂泊,却不断地对远方的海岛拍打著密码、打著灯号,这艘船终於没有沉没,因为没有沉没,所以我的生命还在、思考还在、想像还在,这是我呼救的一种方式。

因为我如果没有呼救,在台湾的朋友大概也不会联络,可是当我的第一首诗在台湾高雄的《文学界》发表时,我就知道他们看到我了,他们知道陈嘉农就是过去的陈芳明。在自己的土地忽然又活过来了的时候,内心非常喜悦,我告诉自己,只要在黑暗里,看到远洋有人拍打的灯光,就表示那里有人,而且那是一种呼救的信号,他们来读我,就好像伸手来解救我,我终於没有沉没也没有死亡,我用我一息尚存的诗行,开始传达我的意志。那时候我才知道文学的功能有那么大,年轻时好像是玩票性质,写一篇就一篇、写一行就一行,在报纸或是杂志发表出来时,就有一种虚荣感,但是现在是为了要「偷渡」回去,是不是我拍打的灯号被接收了,我如果继续写散文,不就是在展开无止尽的对话。

做为一位历史系的学生,台湾发生这么多变化,而我在历史现场是缺席的,这对一位学历史的人来说情何以堪,这也说明了为何我千方百计要回到台湾,因为我是一位历史家,我要在历史现场看到台湾的变化,我不希望我回去时变成一位陌生人,没有人知道我回家了,现在我不能回去,就要努力书写,甚至要让大家知道陈嘉农就是陈芳明。

1983年台湾发生了非常重要的论战,有人说是「统独论战」,有人说是「台湾意识论战」,这场论战是在党外杂志《深耕》发生的,而《深耕》这群人就是后来民进党新潮流的成员,他们都是我这个世代的人,不是1947年二二八事件那一年出生的,就是在1950年左右出生。我们这个世代与上一个世代最大的不同,第一、我们没有战争的经验;第二、我们也没有中国经验,因此,我们写出来的东西就是属於台湾。

1983年的「台湾意识论战」,首先是陈映真发表了一篇文章〈朝向宽广的历史视野〉,这篇文章是因为写「龙的传人」这首歌的侯德建突然跑到中国大陆,对当时的统派及陈映真而言,是相当振奋的消息,所以他说:「这位龙的传人终於可以回到北京了,他可以拥有一个宽广的历史视野。」我一直对陈映真非常崇拜,在他入狱之前,我都是一直读他的小说。我到现在还记得,大约在1973年我读研究所的时期,香港印了一本《陈映真选集》,因为他的书在台湾已经是禁书,所以我在香港的朋友就「偷渡」一本给我。那本书已经成为我研究所时的「圣经」,每天睡前读一篇小说,我怕一下子就读完了,很珍惜的一篇篇读完。我没有见过陈映真,但内心里已经非常熟悉他小说的技巧。可是当他写出〈朝著宽广的历史视野〉时,我就觉得他整个思维方式,跟我所认识年轻的陈映真是完全不一样。这在我生命中也是相当稀罕的经验,曾经是我崇拜的一位小说家,到了80年代,我居然站在他的对立面。

我看到他的文章后,就觉得有满腔的话要说,所以那时我就写了一篇很长的论文,重新解释什么是本土?什么是台湾意识?我把我认识的台湾在20世纪的发展,包括从日本的统治一直到80年代,也就是20世纪的80年,我将它定位成一个全新的时期,我是站在这样的历史观点写了那篇文章,至於会不会被《深耕》登出来,就不知道了。

《深耕》是由张俊宏前妻许荣淑以美丽岛受难者家属身份所创办,就像姚嘉文的夫人周清玉也办了一份党外杂志《关怀》,黄信介的弟弟黄天福也办了一份杂志《钟鼓楼》,所有这些政论杂志我后来都陆续帮他们写稿。我在参加论战时才第一次知道,原来我在过去的受教过程中都被灌输「中国意识」,所以看到我这一代没有中国经验的人,开始提出「台湾意识」这样的名词时,感到非常兴奋,而且也只有透过这样的论战才能建立你个人的台湾意识论述。没有论述就没有思考,没有思考就没有发言权,所以透过那次论战,我写出了那篇很长的文章。可是我在文章中没有批判国民党,我完全在检讨台湾历史是如何发展的,这对我帮助很大,我长期被压抑的心情,在我参与了1983年的论战后,好像得到了抒解。

侯德建后来一直留在中国没有回来,反而是陈映真在晚年时才随著侯德建的脚步到北京。最重要的是为什么台湾意识可以进行,那时我猜测,是否国民党的威权体制已经开始动摇,也就是过去以蒋经国为主的领导团队,因为他年老力衰或是生病,在党内已经没有发言权,终於由王升出来。王升成立了刘少康办公室,由他担任办公室主任,他等於在取代蒋经国的地位。当我意识到这些后,我就告诉自己,这时候我应该大胆的写我该写的东西。

我不仅在《深耕》发表,我也开始在《美丽岛周报》介绍。过去我们都讲「乡土文学」或「乡土意识」,终於在这个时候开始讲「本土化」,讲「台湾意识」。这是一个思想的大跃进。

1980年代初期,国民党的整体领导确实开始松动,尤其发生了「十信案」,暴露了财团与国民党之间的挂勾,还有当时也发生了「李师科抢案」,李师科是位老兵,他化妆持枪进入银行抢劫,他在银行里喊出一句话「钱是国家的,生命是自己的」,令银行员都不敢动,他得以从容地把钱拿走。那起案件让我知道国民党领导出了问题,否则在戒严年代是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当时还没有解除戒严,而李师科敢这样做,似乎也给了我强烈暗示,台湾可能要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陈芳明的革命与诗:回家的方式(一)

  • 播出时间: 2018-04-06 06:15:00
  • 主持人: 陈芳明
  • 苏新以庄嘉农为笔名发表《愤怒的台湾》,陈芳明则用陈嘉农为笔名发表散文

    苏新以庄嘉农为笔名发表《愤怒的台湾》,陈芳明则用陈嘉农为笔名发表散文

    苏新以庄嘉农为笔名发表《愤怒的台湾》,陈芳明则用陈嘉农为笔名发表散文

        望乡的心情,从来都是处於焦虑状态。由於书信遭到拦截,电话被监听,行踪遭到监视,在我内心的台湾形象逐渐演化成为一座牢房。那时多么希望可以回到自己的土地,并且也到监狱去探望美丽岛受难人。午夜梦回时,才发觉自己也在坐牢。尤其距离学术越来越遥远,距离文学也越来越陷於隔绝,好像自己的灵魂悬挂在风中,来回摆荡,完全没有任何著力点。有时不免会自问自答,若是身体不能回去,精神可不可以回去呢?在洛杉矶谷地停留那么久之后,越来越感觉那是一个囚牢。纵然可以不时接收到台湾的信息,但都是停留於文字的传达,整个身体还是处在真空的状态。那是传真机之前、网路之前、手机之前、视讯之前的时代,仅凭藉文字,很难穿透罗网密布的边境。

        进入1983年,心情开始慢慢有了改变,我是1974年出国,总以为5-6年后拿到学位就可以回到台湾,但没想到我居然变成黑名单,护照被取消,只能停留海外。那时的心情开始焦躁,也慢慢苦恼起来。当时我的两个孩子,在洛杉矶待了2-3年后,小的已经三岁,大的已经六岁了,要开始进入小学,那时候觉得非常对不起他们。当时住的公寓非常安静,孩子就睡在隔壁房间,从办公室回来已经半夜,我通常第一个打开他们的房门,看他们睡觉的样子,对他们感到亏欠,因为我如果有一份安稳的工作,譬如做学术工作,或是回到台湾,那时的生活大概就完全两样。在洛杉矶的心情好似坐在囚牢里,被监禁著。

        这时候我在想,如果我的身体不能回去,是否我的精神可以回去。如果我的精神可以回去,那时的方式就是在台湾发表我的作品。我常对自己说,我在那里是缺席的,可是我的文字在场。所以到了1983年,我又开始慢慢恢复撰写散文。散文一直是我非常向往的文体,在大学时代,曾经在辅仁大学参加徵文比赛,我在读过余光中的评论集《掌上雨》后,写了一篇散文〈今夜你掌上有雨〉,没想到得到第一名,评审老师是张秀亚,她对我说,看我的文章感觉我很喜欢余光中,问我是否想跟他认识。跟她的这段谈话比得奖本身更令我高兴,因为我可以认识余光中。

        我是在辅大二年级时得奖,大三上学期我是如何认识余老师已不复记忆,只知道大三下学期开始,我就时常出入余老师在厦门街的日本宿舍。现在回想整个大学时代最好的回忆,就是认识余光中。他是外文系教授,我是历史系的学生,而我也不是台大或师大的学生,也不知道为什么与余老师有这样的缘份。他居然常邀请我去他家,而且会朗读他刚做好的诗作给我听,我就像坐在水岸第一排,聆听他亲自朗诵刚完成的作品。这当然是非常甜蜜的时刻,或者说是最安稳的时期。我白天在学校上历史系的课,晚上在阁楼上点灯写诗,那种心情又重新召唤我,我应该继续回到散文的创作、继续书写。

        我如果要将创作寄回台湾发表,必须要用不同的笔名,这些笔名大家现在都很清楚了,写评论时用宋冬阳、写散文时用陈嘉农、写政论时则用施敏辉。政论是不可能回去台湾,但散文可以。大概是在1982年夏天,我帮自己取了陈嘉农这个笔名,后来在海外也都以这个名字出入,所以很多人以为我是嘉义农专毕业的,其实陈嘉农跟嘉义农专无关,而是日据时代的一位台湾共产党员苏新,他在二二八事件后逃往香港,在香港写了一本书叫《愤怒的台湾》,他用的笔名叫庄嘉农,我因为太崇拜他了,所以就用「嘉农」做为自己的笔名。

        我开始用陈嘉农之后,居然台湾很多的文学刊物可以接受。例如:《文学界》,那是南部高雄的文人所出版的一本文学刊物,我也寄给《台湾文艺》。1982年我的第一首诗叫〈未竟的探访〉,寄出后我并不知道是否被刊登,直到那一年的秋天,《文学界》的主编郑□明写信给我,告诉我下期会刊出,那时我好高兴,我终於偷渡回台湾了,我人不能回去,但我的精神已经回去了。

        其实那首诗是写给林义雄的,就像之前说过了,林家血案是促成我参加海外政治运动的关键因素,当时我已经知道自己是黑名单,但是要不要参加政治运动还不确定,而发生林家血案时,我觉得人间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如果想要自我寻找出路,只有一个方式,那就是我也参加政治运动。

        那首诗是写给林义雄,也是写给所有美丽岛的受难者,我慢慢地一行一行写出来,好像自我安慰无法回家的灵魂。〈未竟的探访〉:

我伪装成一道微弱的阳光

穿过细方格子的铁窗

投射到你潮湿的小房

落在你的床缘时

我的微光或已冷却

但是,我只想让你知道

为了专注而笔直地射入铁窗

我是凝聚了多少亩灼热的阳光

 

或者,容我化成一粒卑微的水珠

假装不经意地跃入铁窗

落在你已够潮湿的小房

且莫懊恼

为了这次的探访

为了越过重重的栏栅

我是藉助了多少哩程庞沛的雨水

        这首诗现在看来很简单,也有点幼稚,但在当时书写时是非常专注,那是我最早回家的方式。有第一首诗发表,就会有第二首诗,如果诗可以寄回去,散文也可以继续写吧!文字已经变成我的幽灵,是我传送给海岛土地的密码。这彷佛是我被贬谪到另外一个星球,眼睛却专注地了望蓝色的地球,每一行诗都是我沈重的乡愁。

        我因为写诗和散文后,好像整个心情就笃定下来,我开始借用各种意象,譬如:阳光、雨水、云、山谷…等等,表达我压抑许久的感情。写完诗后我会想,谁是陈嘉农?文坛没有这个名字啊!我甚至也忘记我从前写了什么。当我又一次在记忆深处打捞,才知道有许多断裂地、未完成的诗行,事实上还是存放在我的脑海里。当我用陈嘉农的名字写出第一首诗时,我觉得我的灵魂又复活了。

 

陈芳明的革命与诗 :梦境与梦外(三)

  • 播出时间: 2018-03-30 06:15:00
  • 主持人: 陈芳明
  • 陈芳明与儿女在美国合照

    陈芳明与儿女在美国合照

    陈芳明与儿女在美国合照

        我与我的世代始终怀抱著一个永恒的梦想,梦想著台湾有一天可以变成没有伤害、没有欺负、没有歧视的土地。每当我说出这样的梦想时,总是会引来耻笑,认为那是永远不可能获得实现。有些朋友甚至表达犬儒的态度说,甚至像美国这样民主的国家,依旧有著种族歧视,依旧有著贫富不均。美国人都不可能做到,台湾岂可轻易幻想。这确实是一个事实。美国建国一百年之后才发生南北战争,他们的历史才到达解放黑奴的阶段,还要再经过一百年,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才正式展开。美国是这个地球上的民主典范,他们的历史尚且走得如此坎坷、曲折。那么渺小的台湾,甚至还没有拿到跨进历史的入场券。

        我在洛杉矶时还是生活在恐惧当中,出入都很紧张,每天下车时总会注意是否有人跟踪,进入市场时是否有人注意我,我也故意穿著随便。每年到了圣诞节,总是有同乡邀请大家去过节,我当然很喜欢参与那样的聚会,因为在那里可以看到很多台湾同乡,彼此间可以谈台湾党外运动的事情。在这群人里面,当然也有不少人是支持《美丽岛周报》。

        我常想,台湾如果独立,是否应该先从女性平权、原住民平权、同志的平权开始做起。可是在那样的聚会里,总是有支持台湾独立的人说「这些等独立建国后再说」。我无法理解,为何要等独立建国后才谈男女平权、婚姻平权、或是与原住民平权,难道不能一边运动、一边展开这样的思考吗?我后来才知道,这些参加独立运动的人,他们痛恨国民党,从而也痛恨外省人,这与我所理解的台湾独立是不一样的。不仅如此,这些台独运动者,大都是大男人沙文主义,对原住民也有偏见,好像汉人、或是台湾的男性,血液就比较纯洁、纯粹,而这些都是我无法接受的。

        左派的思考不一样,它让我们去看到弱势族群的存在,包括原住民、外省人及同志,这些人在台湾社会都没有发言权。我在高雄左营长大,看到那么多外省人在左营街头摆面摊,那种辛苦的生活,与台湾底层民众没有两样,但是他们得不到关心。因此,我开始怀疑,如果有一天台湾独立成功,可是女性、同志、外省人都照常被压迫,恐怕这样的独立只是换个政权,整个社会文化的性质完全没变。民主是什么?民主应该是落实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每个人所享有的民主应该是等高同宽,而非台独运动者的人格就高一些。

        当我在研究左派运动时,我也开始反思,在我未来的政治道路上,我要提出什么样的想法,因为有这样的觉悟,所以我对左派运动史的研究就更迫切了。左派谈到正义与公平,并不限缩在某个特定的性别、群族或阶级。如果不是这样,那只是换个政权,社会压迫的事实并没有改变。这样的觉悟,使得我在那场圣诞节的聚会,与一位同乡有了争吵。我认为他们一天到晚说要争取独立,可是思维方式却是继承国民党,那这样何必换政权,反正都是继续在压迫别人。

那次辩论非常不愉快,但是我也知道不可能让这些人慢慢觉悟,如果不能透过历史和文学的书写让更多人觉悟,我会觉得这样的政权转换没有任何意义。在那段时期,每到过年时我都非常感伤,尤其在那样热闹的场合,我就会想起家中父母也在过节,他们可能正在团圆,正在发红包给小孙子吧!而我永远在那个餐桌上缺席。

很多人说我是乐观主义者,可是如果不乐观,怎么可能继续这么勇敢地参加政治运动,我们参加政治运动不就是为了改变现状吗?如果参加政治运动只是为了换另一个政权,实在不必那么麻烦,因为换了政权后,被压迫的人继续被压迫。这时我开始注意到公平与正义的问题,我在思考公平与正义时,并不觉得自己是个浪漫主义者。当然参加革命或政治运动是带著某种程度的浪漫,但我还是认为保持冷静的思考,比浪漫的热情更重要,这大概是我人格改造最大的时期。

我会想起我在读研究所时,白天研究宋代历史,晚上听热门音乐,如果有时间就写写现代诗、情诗,这种浪漫主义是非常安逸的梦,我是要继续活在梦里,还是要走出梦外。那段时期也是我读鲁迅非常勤劳的时期,未来如果可能,我会好好写一本鲁迅的研究,鲁迅在他的书中说我们都是在「铁屋里呐喊」,意思是所有的人都活在铁笼子里,万一失火了,而很多人正在睡梦中,我们到底要呐喊把人吵醒,合力把铁笼摇开后脱离,还是不要唤醒他们,让他们在睡梦中逝去。但是鲁迅强调,就是要在铁笼子里呐喊,虽然知道没有希望,但只要大家一起摇撼铁笼,或许可以找到挣脱的方式。

我大概是受到鲁迅的影响,我希望能够摇醒一些人,用我的文字和行动,摇醒我的同辈。我开始这样思考,开始注意结构性问题、弱势群族的问题之后,我知道,我已经跟在台大历史系当学生时的那个阶段全然两样,我的人格也已经完全改变。

左派并不是特别高贵,左派是让我们走出原来僵固的思维方式,挣脱那种僵固的看待社会的方法,如果我们永远保持这样的状态,让既得利益还是原来的既得利益,让原来的政权还是维持他们的统治,如果这样,参加政治运动的人不是「帮嫌」就是「共犯」,一点意义都没有。

这个时候我开始思考什么叫做「左」?「左」不一定要读马克斯主义,也不一定要读毛泽东思想。「左」是你站在弱者的立场,用他们的立场去思考未来要如何找到出路,这才是「左」很重要的思维方式。

陈芳明的革命与诗:回家的方式(四)

  • 播出时间: 2018-04-27 06:15:00
  • 主持人: 陈芳明
  • 杨逵来美演讲,左起分别为许达然、杨逵、洪铭水。

    杨逵来美演讲,左起分别为许达然、杨逵、洪铭水。

    杨逵来美演讲,左起分别为许达然、杨逵、洪铭水。

        那年夏天,杨逵到达洛杉矶访问,在当地台湾人社区引起骚动。第一次捧读他的小说集《鹅妈妈出嫁》,依稀记得那是由香草山书屋出版。其中所收的作品〈送报夫〉是1932年,杨逵在日本《文学评论》得奖的小说。他是第一位在东京文坛获得承认的殖民地作家,对於1930年代的文学运动冲击甚巨。在欢迎会之前,我特地写了一首七十字的长诗,〈你逆风而来:为杨逵「送报夫」发表五十周年而作〉:

五十年的风,仍狺狺地吹

七十七年的生命仍挺直腰干

茫茫的天涯

吞蚀不尽你庞大的身影

颠扑的道路

为你迤逦展开

在疾风劲草的年代

你从容整襟结发

弹掉身上的尘埃

昂首逆风而来

    对於我这样一位开始研究台湾文学的流亡者,杨逵是我内心一直供奉著的庞大影像。诗中的五十年,指的是殖民地时代;而七十七年,则是杨逵的岁数。这首诗在於强调,国民党的统治其实在手法上与殖民地统治没有两样。杨逵所遭到的牢狱之灾,反而比殖民地时期还更严酷。

        在洛杉矶机场迎接他时,才发现他的身材不高,一出机场,他就不停抽菸,而且走路的脚步非常快速,陪他同行,我彷佛是一路追赶。他的媳妇与他同行,她也是曾经被关在绿岛的政治犯,杨逵出狱后就将她介绍给他儿子,只有同样受难的人,才会对其他受难者伸出援手、伸出同情的手。

        杨逵公开演讲时,我坐在第一排,他说话时元气十足、丹田的发音也十分有力,对於一位77岁的老人来说,他的身体看来还相当硬朗,他对自己的讲话也非常有信心。那天出席的台湾同乡几乎挤满了会场,他们都是理工工作者,在文学方面并不是那么熟悉,可是当听到杨逵要来,他们仍然愿意前来出席演讲会,他们也知道,杨逵曾经在战后坐牢十二年。杨逵坐牢的原因很简单,他在1949年於上海大公报发表〈和平宣言〉,希望本省人与外省人可以共同建设一个三民主义的理想台湾,也希望国共内战不要将台湾卷入,让台湾保持和平。只是这样简单的宣言,结果还是被国民党逮捕。

        被逮捕时,他还以为就跟日治时代他为农民运动演讲一样,只要说到「推翻殖民地统治」就被关两天,谈到「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则被关三天,所以他只带了三天的衣物去接受审判,结果没想到那次军法审判被判了十二年。1949年入狱,一直到1961年,结结实实坐了十二年牢才被放出来。

        看到他时,我想到他的经历,内心非常感动,他的用字精确,好像说出的每个句子都要负责,那种态度让我看到前辈知识分子的身段。一个多小时的演讲没有丝毫倦怠,侃侃而谈。杨逵是我所看到的第一位殖民地作家,也是我见过的一位曾经领导农民运动的领袖,但是他在我内心又是一位杰出的小说家,尤其是1932年发表,在日本得奖〈送报夫〉,内容谈到台湾的劳动者和日本的劳动者应该结合起来,推翻日本的资本家。

        他演讲时姿态,总觉得他有一种「傲慢」。所谓傲慢就是他面对观众时,对自己的发言信心十足。我想这样的人格是长期锻炼而来的,不仅是因为他坐过牢,其实他在监狱时也被刑求,可是他出来后从来不说在监狱里的遭遇,只是交代了写〈送报夫〉的过程。我觉得他言简意赅地把迢迢远行到北美洲的目的说了出来。

        那时我正在研究台湾左翼运动史,写《谢雪红评传》。事实上,杨逵与谢雪红是站在对立面的,他并不欣赏谢雪红的霸道,也不是农民运动当中的激进份子。当时农民运动的领导人叫简吉,杨达后来也与简吉分开。尤其在1920年代的农民运动中,杨逵从不空谈理论,如果将谢雪红和他的政治主张放在一块来看,杨逵确实是很扎实的知识分子,也是一位行动的实践者。

        他演讲时的态度很从容,这样一位高龄的运动者,毫不懈怠地接受各种提问。当时许多海外台湾人主张台独,他们希望透过提问,从杨逵的口中听到他们想听到的答案。其中有一位同乡问杨逵:「你到底是赞成台独,还是赞成统一?」杨逵说这些他都不在乎,他最讨厌的是「一统」,就是每个人的看法与言论都要一致。他不愿意照同乡的期待来回答,但是也没说他赞成统一,只说他不喜欢「一统」的观念,这种回答方式,让我明白他拥有高度独立及批判的精神。那种风范我到现在都很难忘。

        那天晚上,我邀请他到我家吃饭,也同时邀请许信良作陪。许信良永远都开著他那辆破旧的绿色二手车,发动时引擎声很大,在寂静的洛杉矶深夜,每次一发动都会吵到街坊邻居。我和杨逵坐在客厅,听到车子的声音就说:「许信良来了」。许信良很快走进客厅,看到杨达时居然非常恭敬地向他鞠躬。杨逵很亲切地称呼他「县长」,我才知道杨逵和他的媳妇住在桃园,许信良选县长时他也投票支持他。

那是一次非常温暖的初次见面,在杨逵身上我学习到很多。

  (提醒您,吸菸过量有害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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